国内煤市激烈“搏杀”煤价回暖或不远

债务总额为58827亿卢布，占GDP的9.6%。

综合以上情况，出口、消费、投资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这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大改变。全年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7.5%～8%。

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和经济转型，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企业对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化的承受能力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考验。随着经济降温时间延长，不仅中小和小微企业感到困难越来越大，国有和大企业的困难也在加大。近期企业订单水平预计将趋于稳定或略有增加，去库存活动将结束，生产活动将趋稳或略有回升。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供求关系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

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仍然过高。3.出口增长在波动中下台阶，近期看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

但是，对于当前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地理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在长期更重要。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在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欧、美、日，而且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时，港口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必备优势。

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说明，如果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那么，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这样的政策不是投资，也不是增加一般性的政府支出，而只能是教育。

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出手及时，化危机于无形之中，博了个满堂彩，政府的自信也大增一截。具体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城市并不是孤岛，它们是一个个相互依存的生命。

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的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变量(以师生比来度量)可以被政策所改变，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这种正面影响仅仅在长期的范围里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比短期和中期的系数更大。具体来说，投资占GDP比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影响，但长期内显着性下降且影响为负。显然，政府还想表达对于收入差距、环境破坏和百姓民生的关注。

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口号喊了许多年，已经喊到近乎麻木。而这种政府的倾向性政策最后无非是转化为规模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以及在政府支出中越来越多的转移支付。

当前，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不过几年，还经常被委派到异地任职，而其晋升考核又主要基于GDP增长和招商引资，在这样的机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的恰恰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我们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地理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作用，而且比较了它们对一年的短期增长、五年的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1990至2006年间)的影响有何差异。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政策手段就是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忽视地理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可以将倾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显着为正，但长期内不显着，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长期内可能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理决定论 。

实际上转变了没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投资推动加出口推动，而这背后，在根本上，其实还是因为政府推动。对于当前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

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如果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将有助于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这大概是对科学发展观最为经济学的诠释——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科学地评估一下。

谁还愿意投资于教育这下明白了吧 地方政府热衷于用争取投资和政府转移的方式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也迷信投资和政府干预是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的，在短期内，这的确不错。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在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有小幅度的下降，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但这个次中心的增长率还是赶不上大港口附近。冷静想想，如果投资推动、出口推动加政府推动的确是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我丝毫不怀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已真正看到了问题所在，也真正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之间的GDP规模差距在持续快速提升，而人口规模差距却几乎没有变化，在那些拥有地理优势的城市GDP总量增长更快，但这些城市并没有同步地吸纳外来人口。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着的作用。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着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即使对于一个远离港口的城市来说，参与国际贸易并无优势，它也至少不能远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

在新一轮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中，地理有多重要是个核心问题。在区域层面上，中国还有很多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到这些大城市的距离可以度量区域性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互动的成本。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农村面临最大的问题，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依然很大。虽然是九连增，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粮食供求总量是趋紧的，而且结构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第一，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也不能够建立在我们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基础上。

在公共服务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核心还是要强化农村的公共服务，我们要缩小城乡的公共服务差距，还要继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指出，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１３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的现代化，首先应该明确一点，不能建立在土地大量兼并，甚至是强迫农民离开土地的基础上。１月３１日，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全文公布，文件连续第十年聚焦三农。

四化同步发展，农业是基础。这是我们的目标，希望实现这个目标不要花太长的时间，一定要给农民工看到希望。